五月初四日，县城双溪人家过端午节，家家户户悬插蒲艾，即用红纸将艾草与菖蒲包扎成一束，悬插在门窗上，艾草象征着大旗，菖蒲象征着利剑，一旗一剑合而为璧，可以斩除千邪百怪，以防邪气入户，求得一年平安。屋内各室还得淋洒雄黄酒以除污秽，家中老幼饮雄黄酒以防瘟疫。有诗赞道：“手执艾旗招百福，门悬蒲剑斩千邪。”

当天，除了包裹粽子纪念爱国诗人屈原外，一日三餐，家家户户皆备好菜，晚餐佐以红曲酒过节，是为古城习俗之“节三顿”，有民谣唱道：“年三天，节三顿，立夏、冬至仅一顿。”关于双溪古城提早一日过端午节的习俗，知县沈钟以之为奇，遂在乾隆版《屏南县志》中记载如下：

五月初五端阳节，悬蒲、裹粽、饮雄黄酒。惟县中独以初四日为端阳。

初来乍到的薛维广自然不谙此俗，没有多做豆腐以供节日需求，为此，一担豆腐刚担上街就被一抢而光。他见时间尚早，就沿街溜达，顺便看看古城过节习俗。有同行招呼他入店小坐，遂入店闲嗑，立即引来不少客户购买豆腐，可见维广来的时间不长，做豆腐的名声却已家喻户晓。

古城人家过端午节还伴有“走桥”习俗。一大早，女子们相约而出，担着香烛、焚经纸和粽子去走桥，走完三座桥，称“走三桥”，寓意金桥、银桥和奈何桥，一座桥，一个坎，走过人生三道坎；走完十座桥，称“走十桥”，寓意“十全十美与事事圆满”。每走完一座桥，都得往河中投入一些粽子用以祭祀屈原。古城人家认为，“走十桥，投满福”污秽皆荡尽，福气自然来，走的桥越多，身上的污秽就丢得越干净，所受的福分就越多。走完桥回家，吃下一碗豆腐汤，寓意一了百（白）了。夜晚，演戏酬节以助兴，连演两日。薛维广与友人前去看戏，有竞争对手乘机砸烂他的豆腐担，即有目击者透露砸摊人为上街豆腐店的丁六，并义愤填膺地要求报官。“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三国魏人李康的箴言早有耳闻，枪打出头鸟的道理维广心中明白，寄人篱下“忍”字为本，足行千里“忍”字当先。想至此，维广一笑了之，说他靠“块头大”取胜，本就不属于生意道上的良性竞争，该砸！次日，即回到古田精学豆腐制作技艺，学成后返回到双溪时，维广并不急于做豆腐，而是与胞弟维乾一起到丁六的店铺嗑聊喝茶。起初，丁六做贼心虚又惊恐又存戒心；之后，见兄弟两人心胸宽广，毫无索赔之意，遂感动，主动赔陪礼谢罪。日后，反而成为维广生意场上的合作伙伴。

数日后，维广的豆腐再次上市，他的豆腐色白如玉石，鲜嫩爽口，购买者趋之若鹜。紧接着，他的豆腐根本不用担上街叫卖，人们纷纷到他的寮前购买，并称之为“古田弟豆腐”，成为古城白色小吃的一张特色小品牌。

次年，薛维广卖下所租住的茅寮宅地，并租下寮前的南门兜大厝，聘请员工各从其事，开出一个颇具规模的豆腐铺，经营豆腐脑、豆腐干、豆腐乳、豆腐筷、卤豆腐等相关豆腐制品，其中，豆腐筷和卤豆腐成为独家经营的生意。

屏南茶业产销历史悠久，茶叶自古为农副产品的“大宗”。唐代，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屏南“亦能采造”腊面贡茶；宋朝，屏南境内西北部的谢坑、苦竹、横坑等村落是北苑贡茶的生产或加工基地，有官焙三焙，属北苑贡茶的一部分，茶事兴旺。沈钟自嵩洲岭初入屏南境，见到诸山云雾缭绕，茶皆生烂石，乃天赐茶园，所产之茶皆为“上上茶”，遂产生推动茶业发展的念想。他在乾隆版《屏南县志·物产》中记道：

茶之属，各山皆有，或似武彝，或似松萝，惟产于岩头云雾中者佳。

可见，当时屏南境内红绿茶皆有，岩雾茶最佳，并已形成一定的生产规模。屏南地广人稀，完全可以大力推广种植茶叶以供国课。为了鼓动农人种茶，这位书生可谓费尽心机。从中可以看出，茶在国课中占有一席之地。他在《县志》中又载：

……收获浅薄，更别无生息，惟恃粜谷完粮，以致催追不前，地方官徒受参罚，实亦民力有限也。倘后之宰斯邑者多方劝导，广种杂粮，并茶、竹、麻、靛之类，岁有万金之获，以供国课，庶几户有盖藏，输将亦易，民不扰而官无累矣。

沈钟推动茶叶发展的举措主要在“广种”上下功夫，除了大面积开辟茶园外，在田头地间、山林竹园也鼓励农人见缝插针种植茶叶，在他的大力推动下，茶叶种植生产发展迅速。茶，不仅供国课，而且在义学、文昌阁、廊桥等公共建筑修缮中发挥重要作用。乾隆版《屏南县志》记载如下：

其义学后山及左右两岗，知县沈钟又捐俸插杉树三千余本，并多栽茶竹，不独可荫庇风水，而日久倾颓，亦可藉为修理之资焉。

乾隆版《屏南县志》物产，茶

乾隆八年（1743年）三月，知县魏象乾上任，他看到乾隆皇帝识茶好饮，茶诗佳作频传，举国上下饮茶成风，细察屏南境内茶叶数量虽然不菲，且茶青优良，然而制作技艺陈旧粗劣，造成质地一般，遂大力推动品种改良提产提质，众多茶商慕名而来，双溪成为闽东茶叶北上的一个集散地。茶叶繁荣带动相关贸易的欣欣向荣，商机大好。次年，薛维广入屏即与茶叶结缘，此时，他盯上茶叶产业，准备着手先开一个茶庄，地点就设在自家宽大的后院。薛维乾获悉后前来阻止，建议茶庄得开设在茶园境一带。理由有三，一是茶性高雅与带着土味的菜肴豆腐不可混搭经营，更不可混为一室；二是饮茶者多为县城贵族乡绅、名流雅士，地点宜选择在环境较好的地带；三是茶者清心，饮者脱俗，为文人墨客所爱，茶园境恰好处于文庙与县署之间，为开设茶庄最佳的地点。受胞弟点拨，维广随即在茶园境租下一座大厝经营“紫山号”茶庄。训导萧京显，典史杨楚胜；举人林钟、林为翰、周大训；庠生周天麟、韦长诗、陆乐、甘攀龙、张步齐、吴世春、包起龙、张梦龙；乡绅陆履鹤、陆履旭、陆久美、张国希、张起凤、林端沐、游兆星、郑添禧以及四方行商坐贾，等等，名流雅士，文人墨客，相聚茗品，或吟诗弦诵，或烹茶论道，茶庄人气旺盛生意兴隆。

薛维广看到全境茶农都在争相制作“或似武夷”的红茶，而汤色碧绿、饱含田野清香“或似松萝”的绿茶却无人问津。他分析，这是一种盲目的跟风陋习，一是直接导致制作成本上升；二是可能导致滞销，遂反其道而行之，将宽敞的后院全部用来囤积上等绿茶。之后，果然不出其所料，红茶量大过剩，价格一落千丈，而绿茶却成为稀有产品，价格一路飙升。茶庄开成功后，维广买下所租来的南门兜大厝，开始创办集布匹、食盐、大米等于一体的大型商行——“盛隆号”商号。道光版《屏南县志》记载其“由古迁屏，以货殖致富”。薛维广经商一生，有“大度退货”“诚信履约”“痛惩奸商”等诸多逸事流传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