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东北山区世代传承四平戏的祥隆村，旧的死水尚在微澜，新的浪潮正要涌起。这是作家禾源为《锣声》设定的时代背景。在这个背景中，周、陈、傅、杨四个家族的成员或同时出场、或交错出场、或依次出场，或单独出场，演绎出传统儒家价值观和革命价值观碰撞交融下的一幅幅乡土众生相。

“胡毛陈……”

“屎楻周……”

“烂柴傅……”

“凸头杨……”

作者用我们熟悉的闽东方言童谣把祥隆村四个家族引到读者面前，既有类似《红楼梦》中“贾不贾，白玉为堂金为马……”提纲挈领的效果，又带有浓厚的地方文学色彩，对于悉谙闽东方言的读者，估计在阅读时，都会不自觉地用方言朗读出声，从中获得这个乡村结构和人物个性的初步印象。

周、陈、傅家族的周砚田、陈立豪、傅虎就是祥隆村乡绅的代表人物，他们几乎等同于律法，把持着祥隆村的社会秩序。在以他们为中心的差序格局辐射下，小说中有名有姓或没有名姓的人物多达几十个。如今，面对乡村治理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又出现了一些呼唤乡绅回归的声音，时代变迁，乡土社会格局的巨变，法治下的乡村，乡绅的没落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小说《锣声》所处的时代，乡绅在乡村中的作用，尚没有崩解，宗规族法有时甚至大于国家法律。闽东北山区是作家禾源的出生地和成长地，根植于作家血液中的乡土意识和作家高超的乡土文学功底，以及娴熟的行文技巧，让他有能力把这几十个人物的语言和性格塑造得凹凸分明，跃然纸上。其间的每一个人物，似乎在乡村随意的一条巷陌间，我们都曾经相遇到，都曾经认识他。

在这些人物中，周砚田做为A角，理所当然占据了重要篇幅。周家在祥隆村虽然人口只有二十多个，但“周家代代出聪明人，且也硬派，处事周全，兵礼相济，每一次周旋周家人总胜一筹，所以祥隆村才有‘屎楻周，吉呷鸠，有赢没输得头筹’”。到了周砚田的时代，在以陈家为主的村子里，周家从来不缺乏发言权，有时甚至占据主导权。作家笔下，周砚田几近完美，他遗传了周家所有的优点，他是周氏家族的族长，是祥隆村的决策者之一。他小到决定侄儿家酿酒的时辰，大到可以违背保长的意愿，决定迎接“匪”首杨贵双回村。他的宽厚博大，睿智通达，赢得包括家族内外普遍的尊重。他仗义疏财，慷慨地把最好的几亩田送给堂弟俸康，让这个周家单身汉的香火传承有了很好的保障，在临终前，还不忘嘱咐侄儿阿木要妥善安排本家憨二过继儿子的事。当旧的秩序受到新的革命思想的冲击时，他不是顽固守旧，怕失去自己的地位和财富，而是积极向陈邦溪、周剑平了解革命思想，进行探索并给予支持。面对国捐躯大儿子的死讯和妻子亡故的双重打击，他没有失常，他散尽家财，把自己的归宿安排在九峰寺这样的出世之所，他表现出一个真男人的超然，他既是入世的智者，又是出世的禅者。连“匪首”杨贵双都说“他的一根脚毛我都扛不动”。如果说作家的着眼点限于这些，这个人物也许太过完美，作家用一种合情合理的方式，赋予他一腔柔情。祥隆村四平戏世代只在陈姓家族中传承，习戏心切的周砚田为了能学戏与戏师傅的女儿产生了恋情，囿于世代定下来的规矩，这对鸳鸯被生生棒打，但是这份恋情却陪伴着他的终生，在男权社会里，像周砚田这样的能人，在家庭中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他既可以到情人的夫家登堂入室，又可以把情人带到家里让妻子款待，甚至为了把这份情缘带到到往生，他让妻子为他绣全套脸谱做为陪葬，他对情人的深情，恰恰映衬了他对妻子的绝情。还有，周砚田这个“能托起祥隆村一角天空”的大男人，还有一个软肋，就是在自己的弟媳妇，却是“有嘴讲道理，没嘴论家理”，作家的这两个构思设计，使得这个神性人物的身上有了一点人性，这样的人物才是真实的一个人物。

在乡村中，可以和周砚田把盏相谈的人物，还有陈立豪、傅虎、杨贵双。在傅虎和杨贵双身上，我们看到是正，即便是杨贵双，因为与砚田弟媳丁银未遂的私情，而不得已到秋风寨占山为王，但作家笔下，他却是一个有理有节，有情有义的人，他取财有道，从不扰民，当他年老要回归乡村的时候，周砚田和傅虎亲自出村相迎，“就在这落日残霞里，一位戴着狐皮帽，披着大衣，手握一根拐杖的老人，由两位背着枪的年轻人护送着从山垭口走进村子。”这简直就是一个迟暮的英雄形象，哪看得出一点悍匪的气息，当他被保长逼迫不得已要返回秋风寨的时候，他“对着砚田耳轻轻地说：你告诉丁银婶一声，我来看她了。”用秋红的话说，就是“越英雄的男人越多情”，这种情最容易打动人。

在祥隆村，周、傅、杨三姓家人合起来还不过陈家的一半，陈立豪是陈姓家族的代表人物，“这个人不仅问题想得透，且也有一定的眼光，村里人说他十三根算盘从来没拨错过，做事还相当果断，”但他“有心计，凶狠，肚量小”“心狠有手段”，他指派自己的儿子当保长，成为统治阶级的代言人，而他自己，在他一张看似公道的脸皮背后，却是连自己一奶同胞的兄弟的家产都要算计得逞。自然地，在乡村这样的熟人社会里，他的威望就远不如周砚田，众人对他仅仅是口服而不是心服。当他撒手归天的时候，连他的保长儿子都要说“……做了太多缺德事，也许是报应了，你看你看，连死还得害人”他甚至赢不得以四平戏班的着戏装扮角色相送的规格。他的离世方式，和周砚田相比，又形成了高下立现的强烈对比，可以说，这也是作家禾源的一种价值取向的体现，他用强烈的对比凸显了对乡村长老式人物的一种取舍意念，体现出作家对乡村崇善的一种追求。

作家把周砚田、傅虎、陈立豪、杨贵双都安排在同一年去世，这意味着一个旧时代的结束，也意味着以陈邦溪为代表的祥隆村新时代的开启。在风起云涌的时代背景下，一个乡村必然会被动或者主动地受到新思想的滥觞。陈邦溪、傅青山、陈邦庆就是祥隆村改天换地的代表。对陈邦溪而言，也许是因为天性“在村里好打不平、能理论曲直，心胸宽广”，也许是因为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从小，他目睹着伯父陈立豪怎样用计谋霸占自家的房子、田园，一家人被迫搬离高大的祖屋。他在与以保长为首的黑恶势力的斗争中不断成长，形成了朴素的革命思想。福建虽然不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主战场，但这块土地上的人民，历史以来就为自由、平等做过不懈的抗争，国难当头，他的出现，就是为了祥隆村陈邦溪时代做准备。和许多地下工作者一样，陈邦溪必须借助一种身份来掩护自己的革命活动，“戏袋”和“蚬师”是陈邦溪公开的身份，他组建新祥云班，成立识字班，编排新戏《卢沟桥事变》支持抗日；“戏班出村，陈邦溪借着打戏的名义，到许多村里串联，宣传农会组织，开展抗税、抗租、抗债……。”他巧妙地用作法事驱邪的办法避开保安团的搜查，为组织顺利购买的枪支弹医药。在革命的历练中，他和青山他们成长为新中国家乡的领导者。曾几何时，不屑地揶揄他们“几只小泥鳅，怎么整，也浑不了一坵田，能摚起村里的大事吗？”，一贯作威作福的保长，还要在几个女人的庇护下才保全了自身的性命。

陈邦溪，傅青山、陈邦庆这样在实践中成长起来的革命者不同的是，像周延平，周剑平，宋先生这样的革命者，他们很早就受到先进革命思想的熏陶，他们是有组织的革命者，他们坚定的革命理想是理性的，其高度就必然可以成为邦溪他们这样实践者的引路人。当他们为国家、为主义献身的时候，悲剧色彩就带着一份崇高，被革命理想信念的光芒所笼罩。

禾源极为擅长将“乡村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到纸上，在祥隆村，除了周砚田、陈邦溪这样成为某个时代的代表人物外，还有一些“粗糙的灵魂和单纯的情欲”式人物。这其中最为生动的当属俸康，村人谐称“粪坑”的牛倌俸康，从戏称就可以看出，俸康是乡土社会结构中的底层人物，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他，用作者的话说“上一个头，下一个屌，除死没大灾”，用他自己话说是“真正的逍遥王”，他看起来又硬又臭，却是一个心如明镜，敢爱敢恨很有担当的男人，当邻村和他相好的女人病危的时候，他一改平时的玩世不恭，低头向保长预支下半年的工钱；当本家兄砚田得知他的女人病重，给他准备了一笔钱时，“心中非常感激，可平时那张能说会道的嘴，此时居然张不开”。当他真的要负起父亲的责任时，他一改平时满嘴的脏言污语，放荡不羁的行径，让村里所有人刮目相看。

在作家笔下，类似的人物还很多，阿木，傅青文、陈官平兄弟、憨二……他们是乡村中最大的群体，也许因为家境、能力、性格、品质等各方面的不同，在生活中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和取向，在他们的世界里，没有什么高大上的信念，有的只是基因的繁衍，生活的延续，本性的彰显，这些粗砺真实的生命本质，他们就是最忠实的践行者。如果说周砚田、陈邦溪等人是祥隆村这片天空的日月，那他们就是天空的繁星，没有他们，祥隆村的天空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天空。

在世俗、礼教、男人统治下的祥隆村，女人虽然不是乡村的主宰者，《锣声》中，女人却有着非常精妙的笔墨，如果说，那些男人是这部小说的食材，那些女人就是不可或缺的调料，没有这些女人，这部小说就少了种种滋味。

秋红奶奶、砚田妻子、巧嘴婶、乌鸦嘴吴明蕊、马嘴谢凤英、大乳、秋红、挺儿、周剑平……，作家笔下，这些女人个性鲜明绝不雷同。秋红奶奶是一个极为好强的乡村女性，因为自己的虚荣支配欲而断送了丈夫的性命。但其实她是一个软弱的女人，她需要男人，需要爱情，因此，同样作为单身汉的杨贵双对她示好的时候，她半推半就，在乡村四平戏开演的两个夜晚，因为阴差阳错，他们没有走入实质性的一步，屈从于礼教、抹不开自己的面子，对男女的情爱彻底失去可能后，对自己的儿媳，尤其是对情窦将开的孙女秋红，她把自己的压抑转化为一种变态的刻薄，对和四平戏有关的场景，她尤其不能容忍，连他的大伯周砚田，都不敢在她面前唱戏。这所有的强势背后，是一个乡村女人在旧礼教屈服下的悲歌。杨贵双委托周砚田转达对她的牵挂，她听到儿了说：“杨贵双昨天回村了，她想来看你”，她终于放下所有。临终前的一连串响屁，可以解读为是她情欲沉重的压抑终于释放出来，她可以安心地结束这悲催的一生了。同样被压抑的还有她的妯娌周砚田妻子，这样一个深明大义、聪慧达礼的大家闺秀，却一辈子游离于周砚田这个大男人爱的世界之外，比这更残酷的是，在她看起来风光体面的生活背后，用秋红奶奶的话说，是“在村里人面前一副太太相，在家族人面前，一尊大奶奶神态，谁都不敢冒犯，可在花心鬼面前呢？连个屁不敢放，花心鬼去那个村看戏，又是烫衣服，又是刷鞋子，把他收拾得整整齐齐，那个戏师傅的女儿回村来，花心鬼要请她吃饭，自己当丫头不说，还要让我帮忙。……就连眼泪也得当盐水喝。”砚田妻子的一生可以说是极其隐忍压抑的，这隐忍压抑和秋红奶奶的强势刻薄同样也是旧礼教下的悲歌，只是一个曲调是高亢的，一个曲调是哀婉的。

在祥隆村，还有这样一些妇女，她们不像秋红奶奶和砚田妻子一样，物质生活安逸无虞，是在精神的郁郁寡欢中终老一生，她们是“除了穷死，别的灾仿佛都难不倒她们“的“马嘴”和“乌鸦嘴”，谁招惹她们，谁就遇到了瘟神，送也送不走。她们要么是丈夫无能，要么是家人残疾，她们用她们最后的无赖做为盔甲，保护着自己和家长的安全，这是一种极为卑微的生存底线、是一种无奈的生存策略。还有一类乡村的泼妇，如巧舌如簧、贪小便宜的媒婆巧嘴婶，如连嫁人都兄终弟及的“大乳”，她们都属于乡村的泼妇类别，她们的无赖令人生厌，但如果细究她们的行为种种，你又不得不佩服，她们做为母亲，做为妻子，当面临着丈夫儿女的性命危虞之际，当面临着生存能否的关键时刻，她们表现出一种女性才有的智慧，在她们可憎可怜的背后，还会让读者心生一丝敬意。这些如草芥般卑微的乡村女性在作者笔下无不栩栩如生。

和这些屈从于旧世俗礼教或在其中挣扎生存的上述女性相比，还有一些女性是幸运的，如周剑平，周秋红，挺儿等人。这正是民主革命的意义之一，妇女才有可能从封建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从后来她们的表现，可以看出，革命的意义让她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此，她们才真正成为生活的主人。即便是被误杀牺牲的周剑平，她和那些安于命运安排的乡村妇女相比，她也是主动的觉醒者，她参与革命斗争，为争取平等做了表率，可以说，她短暂的一生是有百岁的意义的。至于秋红，挺儿，春柳等人，如果没有革命的胜利，她们要么成为秋红奶奶，要么成为砚田妻子，甚至有可能沦为“马嘴”之类的人物，她们的命运将会无一例外地附庸于男权，被现实所奴役。

熟悉禾源散文的读者，或许还记得守望葡萄的疯伯，或许还记得田螺寨的寨王，阿青、容丽……在这部长达三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里，作家还是秉持他的散文风格，用他的平民视野，把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乡村百态人物，安放在四平戏的传承与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壮大交集并行的古老闽东北山村祥隆村。在这样的笔法中，作者又尝试着吸纳了一些非真实的魔幻色彩，在浓郁的乡土气息中，徐徐展开一轴带着水墨写意意象的乡村人物信俗与精神原动力长卷。

如我这样，生于这片土地，长于这片土地，浸淫于这乡风俗，熟谙这方土语的读者，在阅览之时，如同打开一坛封存已久的老家洒，这老黄酒，是用门口的老井水、自家山间梯田长的糯稻，酵以酽红的米粬，在岁月中醇醇地酝酿，又经了文火的烤煴的。掩卷之际，闭上眼睛，跟这几十号人物，恍惚走入了近百年前亦真亦幻前祖辈的生命历程里，这里亲缘、血缘、族缘、地缘交织如网，这里旧势力与新思想交错博弈，这样的故事，既属于祥隆村，又属于你的乡村，我的乡村，他的乡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