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二十六年春正月十七日，谕旨：以福建台湾镇总兵甘国宝为福建水师提督，调福建金门镇总兵游金辂为台湾镇总兵。

台湾故宫博物院保存的乾隆任命甘国宝为福建水师提督圣旨  

清代水师，分为八旗、绿营两大支。绿营水师又分为外海、内河水师两部分，福建省仅设绿营外海水师。康熙元年，福建专设水师提督，节制金门、海坛、南澳、建宁、台湾、福宁等镇，首任提督施琅。当时福建水师有军队1万人，驻扎在闽南沿海地区。六年后，施琅奉调入京，福建水师裁撤，九年后恢复，由福建陆路提督兼任。之后，清廷又专设福建水师提督，并在厦门城建造福建水师提督衙门，原址就在后来的今市工人文化宫。

乾隆年间，清绿营约60余万人，其中水师约占六分之一，福建绿营有6．3万余人，其中水师约有2．8万人，其中台湾镇有近1．3万人，几占全省水师兵额的一半，可见台湾在当时东南海防中的重要地位。乾隆在二十六年六月初五日，给福建水师提督甘国宝写了一长长的敕谕。内容如下：

皇帝敕谕提督总兵官甘国宝：兹特命尔提督福建水师等处地方，驻札同安县厦门，统领标下中、左、右、前、后五营，管辖金门、海坛、南澳、台湾四镇官兵。端管防守地方，剿御贼寇，提调兵马，举劾武职贤否，一切军务。尔须操练兵马，振扬威武，申明纪律，抚恤士卒，严明斥堠，防遏奸宄，修浚城池，缮治器械，整理战舰，相度地势险易，控制要害处所，责成该汛弁兵，力图保障。凡所属官员兵丁，必须严加钤束，秋毫无犯，使兵民相安。各营额兵，务选补精强，毋容积猾老弱糜饷。至兵马实数，原系道臣查点，今停其查点，尔会同总督、巡抚，择武官内能干者查点。如有虚冒，尔即会同总督、巡抚纠参。一应本折粮料，会同抚、道计处支给，不得冒滥多费。地方寇盗窃发，即统率该管将领，戮力剿捕，务尽根株，毋容推诿逗遛，以致延蔓。如有贼众投诚，察其实心向化，即与安插。如招抚事体重大，移会总督、巡抚奏请定夺。凡战守机宜，须与总督、巡抚同心筹划，务出万全。邻壤有事，互相声援。副将以下，果有实心办事廉能着效者，即据实举荐。如贪暴庸懦，不能钤束部下、骚扰地方者，不时指参。用兵之际，有临阵退缩、杀良冒功、乘机抢掠、侵饷肥己者，五品以下许尔会同总督、巡抚以军法从事。一应钱粮、词讼、民事，皆系有司职掌，不得干预。文官迟误粮饷及隐匿贼情不报者，尔会同巡抚纠参，从重治罪。尔仍听闽浙总督节制。敕中开载未尽事宜，与总督、巡抚相机参酌施行。尔膺兹重任，须持廉秉公，殚心奋勇，歼寇固圉，斯称厥职。如或偏执乖张，因循怠忽，纵寇殃民，贻误封疆，责有所归，尔其慎之！故谕。

以上洋洋洒洒的一大段训词，是要求甘提督如何管束兵员、剿捕盗贼、团结督抚、举贤劾贪等等，信任、眷顾、期待之情溢于言表。

清朝创建的八旗制度，即在原有的正黄、正白、正红、正蓝四旗之外，增编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官衔正一品的武职京官“领侍卫内大臣”和“掌銮仪卫事大臣”例定由满族人担任。区别于满族军队，汉军用绿旗，且汉族士兵以营为基本建制，所以被称为绿营。绿营最高的统军官提督，全衔为“提督某省军务总兵官”，尊称“军门”，为武职从一品官，比文职巡抚高一级，与加尚书衔的总督同级，与督抚并称“封疆大吏”。相对来说，汉人甘国宝升至提督官职，已是登峰造极了。

福建厦门，素为东南海疆重镇，古来不少著名将领到过这里驻防，因清代福建水师提督府驻节此地，至今留有甘国宝的两方石刻题字。

甘国宝题刻“瞻云”  

绿荫掩映下的岩壁上，刻有楷书“瞻云”二字，笔力遒劲，结构得体，字迹清晰，落款为“甘国宝题”。因此地处于厦门城内制高点，居高望远，可以观察风云变幻，题“瞻云”意即此地居高可以瞻望风云变幻，体现了一代虎将的高远情怀。另一石刻“曼倩偷”三字，刻在相邻不远的一块状似仙桃的岩石上，隶书直刻。因整座石块形如仙桃，故取形代字，隐去“桃”字，只刻“曼倩偷”三字。该石刻取材于东方朔偷桃的故事。下侧落款甘国宝的名号“和庵”。

两方石刻上款俱为“乾隆辛巳荔月”即乾隆二十六年。“瞻云”石刻因落款甘国宝题，而为观者熟知，而“曼倩偷桃”落款为甘国宝的名号“和庵”，且其取形代字的手法更加高妙，知者较少。

甘国宝题刻“曼倩偷桃”  

水师提督的日常，都是做些什么呢？大至用于防范外来侵略，以及横行海面的海匪海盗，小到处理日常的民间纠纷。我们先来看看一份三百年前、来自莆仙戏班的“感谢信”：

梨园戏班子民双珠、云翘等，为鸿恩峙同山岳，勒碑永颂千秋事：缘珠等各班，自备戏船一只，便于撑演，贮戏箱行李。通班全年在船宿食，以船为家。因听雇溪船，每遇海坛雇运饷米，多有撑避。押运员目恐干稽延，遂勒珠等戏船接载，致珠等演毕夜半而回，觅船不见，通班宿食无门，在岸露处，惨莫尽言。珠等于乾隆二十六年三月十三日，将情佥叩署水师提督游宪辕，蒙批：“载运兵米，自应募雇民船。谋食戏船，奚堪勒载，致累营生。若果情实，赴海坛镇呈请饬禁可也。”四月初三日，匍叩海坛总镇府杨辕下，蒙批：“据呈，业另批饬，不许乘溪船躲避，混雇戏船，以误营生。但戏船应当分别有据，方无错误。”二十九日，具呈县主太老爷王台下，恳照珠等承管班名赐给据别。蒙批：“准给示饬禁，每班给示一张，在船为据，免致错误。”珠等深叨提、镇两宪大人大老爷，暨县主太老爷复载鸿恩，为此谨勒《志德碑》，朝夕焚香，叩祝三位大老爷福寿绵绵，奕世金紫。谨颂。

戏班子民双珠、云翘、翔鸾、庆顺、锦和、八艳、八阳、斌亭、胜凤、碧兰；集锦、敲金、玉珠、雪阳、揖瑞、集瑞、锦林、锦树、瀛珠、珍玉、兴隆；泮水、沐芳、鸣盛、书仓、东聚、壶兰、瑞云、荣招、树梨、凤仪、金兰等仝立。

《志德碑》刻于乾隆二十七年，是当时莆田32家戏班为感谢水师官员和官府德政联名而立的。碑文反映了当时水师、海坛镇长官及其戏船被征用的背景和解决过程：官差滥施职权，强征民船运粮，戏班的谋食工具戏船被征用，艺人出于生计，上告水师提督府，县官府最后批复解决。仅一个半月时间，戏班就可以恢复演出。

《志德碑》中提及的清代官员均为历史真实人物，即福建水师提督府总兵官甘国宝、海坛镇府总兵官杨瑞、莆田知县王恒。戏班上告戏船被征之事，能在短期内得到解决，与这三位官员的上司有关，乾隆二十六年,新任水师提督甘国宝刚到任，发现此案的发生地正是前任水师提督游金辂家乡，他接案后，立即责成各方尽快妥善处理。总兵官杨瑞曾二度任职海坛镇，乾隆三十年调任台湾总兵官，可见深得上司信任，故对水师提督府的批复迅速做出回应。莆田县知县王恒，乾隆戊辰科进士，是个识大体懂道义的地方官，故对戏班的苦衷能寄予同情，批准戏班的戏船要以“给示”为据，使之能够正常演出。为了感谢这三位官员，众戏班于次年特地勒碑致谢，并将之悬挂于瑞云祖庙。

在福建全省水师提督任上，甘国宝经常告诫僚属：“在陆地上设防的人，不能居住在家里求安逸，而在海上设防的人，不能居住在陆地上图舒服。”他安排兵将驾驶着小舟在大海上巡逻侦缉，自己亲自坐在楼船上指挥督促，不惧任何大风浪。而那些凶恶之徒也就闻声而息，不敢轻举妄动了。

在入京觐见皇上时，上奏了海疆情况，皇帝五次恩赐宫廷食品，赏戴花翎，诰授荣禄大夫。

清朝官员的顶戴和补服，是区别品级、昭明品秩、赏赐军功的重要标识，非一般官员所能戴用。如果有官员犯法，首先要将其“顶戴拿下、脱去朝服”，表示解除他的一切职务。所以，官员如保护自己性命一般爱惜自己的顶戴和补服。

顶戴花翎分两个部件，一个叫做顶珠，一个叫做花翎。

“顶戴”的朝冠顶子共有三层：上为尖形宝石，中为球形宝珠，下为金属底座。顶珠的颜色及材料有多种，反映不同官员的品级：一品官员顶珠用红宝石，二品用珊瑚，三品用蓝宝石，四品用青金石，五品用水晶，六品用砗磲，七品用黄金，八品用阴文镂花金，九品阳文镂花金。顶无珠者，即无品级。

在顶珠下有翎管，质为玉或翡翠，用以安插花翎枝。

花翎也是非常尊贵的一件物品。所谓花翎，实际上是用孔雀的羽毛做成的，这个“眼”其实就是指孔雀羽毛上的圆圈彩晕，分单眼花翎、双眼花翎和三眼花翎，按照立功的大小来赏赐几眼翎子。

清代文武官员穿着补服，在服饰的前胸和后背正中均缀饰一块绣有飞禽或走兽的丝筛，称“补子”。官员所缀绣的补子图案各有不同，文官采用飞禽饰样，武官采用走兽图案，用以显示出武官的威武气势。双眼花翎武官缀绣一品为麒麟，二品为绣狮，三品绣豹，四品绣虎，五品绣熊，六品绣彪，七品绣犀牛，八品与七品相同也是绣犀牛，九品绣海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