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二十四年十一月，谕旨：调福建海坛镇总兵甘国宝为台湾镇总兵。

甘国宝带上夫人许氏和最小的儿子甘维平，以及侄儿甘贞南等人，前往厦门启程渡海，前往台湾府城总兵署上任。此时正值隆冬，北风盛发，难以戗驶，延至次年正月初，方才到达台湾，尔后接印视事。

台南府城  

福建与台湾自古关系密切，据考证台湾与福建曾是连体，是福建东边的半岛。有人说每当天气晴朗，登上福州鼓山顶峰，极目远望，可以隐约望见高耸在台岛北部的基隆山。台湾的语言、风俗民情大多与福建相同，带有福建的特点，台湾的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延伸，这是因为台湾的大多数人是福建的移民及其后代。1684年康熙年间设立“台湾府”，台湾正式纳入大清版图，隶属于福建省。直到光绪年间，因英法列强先后觊觎台湾，为了加强台湾防务，闽浙总督上书朝廷，要求福建与台湾两地“巡抚分驻”、“建省分治”，光绪十一年，清廷宣布台湾建省。

台湾岛屹立在祖国东南海上，地理位置极为重要。但是在清初统一前后，如何看待台湾问题，从1683年7月郑氏请降，到次年5月台湾正式纳入清朝版图，其间有整整十个月的空窗期，君臣对台湾的弃留意见不一。当占据台湾的明郑政权被消灭后，康熙帝对这个失而复得的小岛，起初并没在意，反而认为这是个“海外地方，弹丸之地，无甚关系。得之无所加，不得无所损”。

天子对于到手的领土、后世称为宝岛的台湾，竟心存犹豫，如今看起来实在不可思议。然而三百年前的大清王朝，于探索海洋和向东南亚扩张并无多少兴趣，对台用兵，纯粹是要消灭明郑小朝廷，让汉人彻底放弃这块“反清复明”的最后基地。倘若没有施琅、李光地等大臣劝说保留，小岛的命运说不定会因此改写。

当时，清政府收抚台湾郑氏政权不久，岛内社会仍动荡不安。更为严峻的是，西方殖民主义者——荷兰，不甘心其失败，仍对宝岛虎视眈眈；欧洲国家的殖民扩张也已延伸到中国的近邻：西班牙占领菲律宾，荷兰控制印度尼西亚，英、法、葡在印度建立许多殖民据点。朝野有识之士清醒地意识到：为防患外国入侵，必须重视和加强台湾的海防建设。姚启圣、施琅等人认为，台湾战略地位重要，必须坚守，“今幸克取台湾矣，若弃而不守，势必仍做贼巢，旷日持久之后，万一蔓延再如郑贼者。不又大费大心乎？况台湾广土众民，户口十数万，岁出粮钱似乎足资一镇一县之用，亦不必多费国帑。此天之所以为皇上广舆图而大一统也，似未可轻言弃置也。”

而就算是最后宣布了主权，康熙时期绘制的《皇舆全览图》中也未见台湾全岛，而是只画入了岛屿的西半边，一条新月形的领土。台湾东半部之所以在地图上消失，并不是无法测绘，而是因为该处尚属于未归化的原住民领地或“番界”，所以朝廷仅实行消极管理，并未当作郡县国土来统治。

最初，泉州与漳州人开拓了台湾中部的嘉义以及台南后来，开发指向风山、恒春、还有北部的新竹。康熙二十三年，清政府在台湾设立了一府三县，即台湾府下辖台湾、风山、诸罗三县，隶福建省台湾厦门道，并规定台厦道每半年分巡台湾厦门。康熙六十一年，设置巡视台湾观察御史。雍正元年，清政府在诸罗县内增设彰化县和淡水厅；雍正五年，清政府又将台厦道分为二道，兴泉道驻厦门，台湾道驻台湾，辖台湾与澎湖诸岛。雍正六年，又在澎湖设澎湖厅，专管澎湖事宜。乾隆三十一年，设鹿港同知，统一管理诸罗县、彰化县、淡水厅的高山族村社。嘉庆十七年，又新设噶玛兰厅。这样，台湾由统一之初的一府三县变为一府四县三厅。

随着大批内地闽粤民人前往台湾开垦，从而加速了台湾各地的土地开发，从淡水发展到台北盆地，到雍正年间，中南部的开拓大致结束，此后向北部的台北和宜兰推进，从中央山脉山麓开辟山地，指向东台湾。

但是面对东台湾开发过程中，出现的汉番围绕土地的冲突。那时期的原住民，按照汉化程度，可用“熟”和“生”来区分。来台汉人和熟番族群杂居已久，语言、风俗等皆无障碍，互有通婚，相处和睦。虽然生番汉化也随之不断推进，但随着汉人开垦土地，生番只好不断退入山中，汉人与生番之间仍会因争抢领地、水源或者经济作物，引发出不少血腥冲突。“生番杀人，台中常事。此辈虽有人形，全无人理，穿林飞箐，如鸟兽猿猴。”生番经常会“出草”斩取汉人首级，吃掉汉人的肉，留下头骨作为炫耀战功的标志，汉人则捕捉生番来制成番人油、炼番人膏以报复。双方的态度都这么极端。

康熙年间，福建名吏蓝鼎元来台任职，著书《东征集》建议“抚之不能，剿之不忍，则亦未如之何矣。惟有于出没要隘必经之途，游巡设伏，大张炮火，虚示吾威，使彼畏惧而不敢出耳。”乾隆九年，福建布政使高山奉旨到台湾调查发现，界内可垦番地已多为汉人开垦,不少失地的熟番被迫转向界外平原寻找生计，于是高山建议将界外平原保留给熟番自耕，并以此作为隔绝生番、汉人的缓冲地带。

严疆界

随着汉人开垦土地，生番不断被逼退入山中，为禁止汉人私垦土地，台湾官员不停地清理民番地界，但是，“谨委佐杂微员，不足弹压。”台湾府知府只好急急奏报，提请朝廷协助，“饬属勘界，以杜私垦。”乾隆二十四年，皇帝严令闽浙总督亲自督导地方官，“传同土目、通亊、乡保、业户亲自勘定，立表定界。统限一年内，造册报竣，完成定界。”

台湾总兵甘国宝一上任，就与台湾道余文仪前往凤山县边境，开始这项勘定汉人和生番界址的事宜。当时的衙门在东部山地与西部平原的两地之间挖沟推土，树立界碑，要把汉人和生番的活动范围先从物理范围上隔绝开。除了以山溪为天然界限外，其无山溪的地方，他们在原住民出没的要口处，立石为界，继而在立石处开沟，“亦一律挑沟堆土，以分界限”。筑为界限的土堆，外形如卧牛，故称土牛，而位居其侧之深沟，则称为土牛沟，又称做“土牛界限”，或土牛沟、红线、隘勇线。

红线、隘勇线  

还要在原有设置的边境石碑之间，每隔一、二十步再种植上荆桐、荆竹，对土牛线进行了加强巩固。

终于在乾隆二十五年，完成了土牛线的厘定挑沟工程，使民番地界再次推进。这年八月，闽浙总督杨廷璋条奏：“清厘台属边界，酌定章程：一、台郡彰化县沿山番界，年来侵垦渐近内地，生番逸出为害。今据该镇、道勘明，于车路旱沟之外，各有溪沟、水圳及外山山根，堪以久远划界。其与溪圳不相接处，挑挖深沟，堆筑土牛为界。至淡防厅一带，从前原定火焰山等界，仅于生番出没之隘口立石为表，余亦未经划清。今酌量地处险要，即以山溪为界；其无山溪处，亦一律挑沟堆土，以分界限。一、彰邑各处越垦田园，新、旧界内共二十处；或社番自行开垦、或彲给民人开垦纳租，番民均属相安。若安设官庄，则地尽归官，番民失业；自应遵照乾隆十一年之例，还番耕管。以各社通事、土目为管事，以各垦户为佃人，分别纳租；仍令各通事、土目将经收每年租粟及完纳课银各数目，造册查核。一、淡水、彰化二属划定新界之外，其田园、埔地尽皆退为荒埔，还番管业，不许汉人彲垦。至如淡水厅所属之拳头母山等处逼近生番，时出扰害，业经佃逃田荒；应征粟米，均应按数豁除。其未垦埔田，饬令各业佃勒限三年，开垦升科。一、淡、彰二处沿边要隘，向派番丁把守。今定界之后，新属沿边共应设隘寮十处，派拨熟番二百一十七名；淡水一带共应设隘寮一十八处，派拨熟番七百二十名，加谨防守。其番丁口粮，彰属即于该社番租粟内拨给；淡属向无租粟，查各社番旷埔现在未垦者尚多，应令查出禀垦，以资隘丁口粮。仍令该管巡检同附近汛弁，于定界各处严密巡查。”

大意是说，清政府完成了从彰化浊水溪北岸直到台湾北部的番汉交接沿线上，建筑“土牛界沟”防线。在不便和无法构筑界沟的地方，官方指派平埔人把守，称为“隘丁”。政府将隘丁分布在土牛线的各个点上，建立起众多的隘寮，实行汉番隔离政策。此种方法，不但有效地封锁高山族，使之不能像过去那样自由进出西部平原狩猎出草，同时也防止汉人进入生番之地，从而避免番汉冲突，有利于台湾治安。

乾隆皇帝闻报，非常满意，谕旨：“览奏俱悉！”

谨斥堠

（斥：度量远近。堠：古代道路计程器，一种立于道路右侧用于计算里程的绿色小方碑，每五里立一堠。“斥堠”，是中国古代军中职事，专门负责巡查各处险阻和防护设施，候捕盗贼。秦汉以后，军中不再设此职，而称远出哨探的侦察兵为斥堠。一直到后来分工明细了，也就有了如探子，刺客等名词。因直属王侯手下，亦作斥候。分骑兵和步兵，一般由行动敏捷的军士担任。在队伍里，斥候的作用就是悄悄地解决岗哨，偷偷地潜入敌后盗取重要的文件或刺杀敌人首领，所以斥候也有现在特种部队的作用。目前在台湾军队中仍然使用“斥候”一词。）

清朝的兵制承袭发展了唐、宋、元、明兵制的特点，从中央到地方的管辖秩序为五军都督府、都司、卫所体系。即五军都督府和都司分别为中央和地方最高军事机构，都司下辖卫所，各都司所率卫所隶属于五军都督府，而听令于兵部。按照此军事体制，五军都督府每府设左、右都督，正一品；都督同知，从一品；都督佥事，正二品。各都司所设都指挥使即是地方上的最高军事长官，但遇有战争，朝廷还要往下派遣总兵官，以左、右都督、都督同知、都督佥事及公、侯、伯充任。总兵官成为镇守地方的最高军事长官之后，改变了练兵将领不指挥作战，指挥作战的将领不管练兵的问题，有利于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形成事权专一的局面，但也存在着总兵称霸一方、拥兵自重的可能。为维护中央集权，再有战争时，朝廷又要往下派员，称为巡抚，参与军队管理，削弱总兵官的权力。开始巡抚只为临时性的工作，后来才成定职，常驻地方。这样一来，不仅原来的都指挥使司、布政使司、按察使司要受其节制，就连总兵官也要听其指挥。

清朝于全中国设有总兵定员83名，其中，陆路总兵70名，水路则为13名，统辖中国十八省614防营约63万兵力。台湾总兵统辖人数则在一万名至一万五千名左右。

福建台湾镇，初设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为清代台湾最高军事单位，其内主官则是台湾镇总兵官。台湾总兵是外海总兵中最要缺，兼辖陆海军务。原是特旨拣选，后由闽浙总督决定人选，奏请皇帝派任。台湾总兵原非挂印之缺，雍正十一年，福建总督郝玉麟于台湾善后事宜等事案内，题请台湾镇照西陲边疆之例，才改为挂印总兵官。

“挂印总兵者，例得专摺奏事，不受总督节制。”也就是说，挂印总兵享有一般总兵没有的特权，可以不受总督的指挥管辖，还可以不经上司转达而直接向皇上递交奏折，直接向皇帝负责。

“台湾固无史也，荷人启之，郑氏作之，清代营之，载物成务，以立我丕基。”康熙帝重视台湾总兵的人选，谕曰：“台湾总兵官殊属紧要，应调补之人，着问九卿及福建省官员，亦遣人和问大学士李光地，并晓喻福建总督等，将该省武官内好者，即行荐举。”而对于甘国宝的任命，乾隆御笔批曰：“此系第一要地，不同它处，非才干优良、见识明彻者不能胜任”。同时还采用总兵加“挂印”办法，赋予台湾总兵“遇有变故可以权宜处理”的特权。朱批有“往返万里，惟凭一纸之奏，总宜据实为务”等语。

台南的府中街  

康熙二十三年五月（1684年）台湾正式纳入清朝版图,当时台湾人口不多，许多地方尚未开发，许多地方，许多事情都很简陋。在台湾建立的一府三县，台湾府治设在台南。那时，还没有“打狗”，更没有高雄，也没有台北，今日台北尚是荒野，称为“北鄙”，而台南一直是这座岛屿的首府，甚至连“台湾”的名字都是由这里发生的。至光绪元年清政府在北部增置台北府，在台南的原台湾府才改称台南府。

甘国宝于乾隆二十五年正月到职，在清朝镇守台湾的56任挂印总兵官中，他是第38任，此时，海疆比较宁静。但是，番汉之间的磨擦不少，环境条件还是比较恶劣的。

台南府的益求堂

古老的台湾府，流传着刺竹城和墙荆营的传说。

那时的台湾百业待兴，府城也只是荒地上的一些简单建筑物。雍正元年，朱一贵事平后，台湾县知县周钟瑄在府城四周，用木栅围起一方周长二千六百六十二丈城垣，又建了七座门，称为木栅城，防护着台湾府。但它只有城门，却没有城墙防护，城门与城门的空隙，显示着它是一座不设防的城。到了雍正十一年，巡抚鄂弥达奏请，遍植上刺竹，从小北到大南，共种植了一万七千九百八十三株刺竹，设了敌台和城门、望楼，又建窝铺十五座，派兵戎守，这样，台湾府才初具规模。

那些刺竹长得高大茂密，枝叶相连，根部交缠，远远看去，密密麻麻，犹如一座密不透风的墙，似乎能阻挡千军万马。但是它有一个致命弱点：敌人要是偷袭的话，只要放一把火，那些刺竹烧起来，可就势如破竹、无可阻挡了！

后来，与甘国宝同为福州三坊七巷走出来的第22任台湾总兵何勉，捐出历年薪金节余，台湾府城全体官兵共同出力，挑土筑土堡，烧砖砌砖墙，终于建成一座高大雄伟的城防。

镇北坊的尖山北麓，是总兵署衙门。台湾人把总兵官叫总爷，台南的总爷街赫赫有名，就是因这台湾总镇署而得名。总镇署衙门前的这一条路不是一条直街，因为，如果是直街的话，一旦战事发生，在路口摆上大炮，就能一轰到底，叛军长趋而入，就能攻进城门，或者骑兵一冲而过，守兵无法巷战守城，必定死伤惨重。所以，总爷街的房屋一座比一座房屋退后几尺，建成了弓字形，一旦有战事起，即使城门破了，守军也好躲在弯曲街巷处抵挡一阵，坚守府城。

再说这镇北坊尖山北麓的总兵署。康熙二十五年，首任总兵官杨文魁在镇北坊的尖山北麓植木为营，建起台湾镇总兵署营盘。虽说是军事指挥中心，因台湾初归清国，属于草创，十分简陋。在城里路旁建几间瓦屋，即为总兵署衙门，住着总兵官，副将，守备，在山坡搭几十排草寮，即为士兵营房。康熙三十五年，第五任台湾镇总兵官王万祥在营盘四周偏植荆桐，环以木栅，改木栅营为“荆桐营”，在东西南北各建草楼，夜里派兵防守，负责营门关闭。这样的防守非常脆弱。

也还是那个福州来的总兵何勉，捐出历年薪金节余，官兵共同出力建成总兵署营盘城墙。坚固的总兵署营盘，平时可威镇想叛乱之人，乱时可抵抗叛军，加强台湾府城城防，台湾才有了正规的军事指挥部。

当初建总兵署衙门，请的是福州师傅，模仿福州衙门，三坊七巷模样，结合台湾总镇署战斗堡垒特点，建成和福州总督衙门一样风格的衙门。

总兵署衙门，坐东北面西南，东西二辕门，鼓亭俱备。由大门入仪门，经大堂入二堂。西置厢房，东为花厅。房后为箭道并设有箭听。较场在北门外。后来，历任总兵增建了部分建筑：总兵张天骏建了“三致堂”，总兵哈当阿建了“钟烟堂”、“和雨堂”，总兵爱新泰建了“芝兰堂”。……甘国宝就任台湾挂印总兵时，按例定员三年换班更替。其替换之兵员皆由福建漳州、泉州、福州、兴化、延平、汀州各郡兵营调拨。甘国宝为提高官兵素质，特于台南总镇标营亲书“益求堂”，用以加强教育训练，惕励士卒。

甘国宝在台湾当总兵，只有不足两年的时间，却写了几十篇奏折，史料相当丰富、翔实，小到一担米卖多少钱，都写得一清二楚。看他的奏折就知道，总兵不好当。不仅要带兵巡视海疆，维护社会治安，还要时时注意天气变化，收成如何。

甘国宝赴任后经常深入前沿，了解掌握岛屿、暗礁以及潮汐、风向水流等情况，做到心中有数。并经常督率小船去外海巡逻，确保海防安全，让海寇绝迹，渔船与商船畅通无阻。随后，针对台湾海防疏漏，治安混乱状况，他“制总巡、分巡、轮巡会哨诸法，时刻防范来犯之敌”。他还经常深入民间了解民风民情，熟悉当地风俗习惯，尊重高山族风俗。“军旅之余，轻裘缓带，时着青衣小帽，约三五知己一道，雅堂投壶，泼墨作画。台湾军民尊崇他赛过当年西晋皇帝司马炎名将羊祜”。在严格治军的同时，他发动将士将大陆先进生产技术和文化传授给当地民众，主动配合当地政府开办“义学”，发动民间办私塾，并抽调军队中有文化的官兵到学校去教学。实行这些措施，民众“明礼仪，勤耕种”，“兵安其任，民乐其业”，遭到破坏的生产力得到恢复，各族同胞和睦相处。他在台湾民众中树立起了清明公正的威信。

“盖台孤悬海外，番汉错处，宵小最易潜踪，而生番争界豕突，每至杀人。府君既视事，即严疆界，谨斥堠，界禁民毋得闯入，番人咸詟(zhe)其威，服其惠而不敢肆。”（《甘公行状》。）

乾隆二十六年春节，甘国宝一家人在台湾过年。大年夜，许氏准备了清蒸黄瓜鱼，油炸荔枝肉，豆腐海蛎汤等福州名菜欢宴，给孩子们发了压岁钱。初一上午，甘国宝给上司拜年，受部下拜年。一家人游览台湾府城，在爆竹声，拜年声中感受台湾春节气氛。

元宵节刚过完不久，圣旨下，调任甘国宝为福建水师提督。离开台湾赴任的时候，百姓成群送上万民衣，万民伞，有的父老驾船送至鹿耳门还不忍心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