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一年，丁祖母王太夫人忧回籍。二十二年六月，奉旨署理山东兖州镇。行至福宁，复调补江南苏松镇。九月，又调补浙江温州镇。二十三年，又调补闽粤南澳镇。二十四年八月，又调补海坛镇。十一月，又调补台湾镇挂印。四年之中七奉恩诏，屡迁重地。”（《甘公行状》）

甘国宝回乡服丧，守孝期未满，二十二年六月，朝廷谕旨下，调任他为山东兖州镇总兵。

中国古代礼俗，官员遭父母丧，应弃官家居守制，持丧三年，期间不得行婚嫁之事，不预吉庆之典，称“丁忧”。待服满再行补职。丁忧制度体现了孝治天下之意，清代对官员的丁忧制度十分重视，最初对文官丁忧做出了详细的规定，后来康熙帝又将丁忧官员扩大到武职人员：“父母丧，天下通义，治丧守制，人子之情。我朝以孝治天下，凡属丁忧人员，非有重大事务，从不夺情起用”。但有时朝廷因政务需要,对大臣要员，可命其不必去职，以素服办公，不参加吉礼，称夺情；或守制未满期而应朝廷之召出而任职，亦称夺情起复。

君命难违，甘国宝只得提前赴署理事。甘亨贵叮嘱儿子:“远赴新任,要移孝作忠，将孝顺父母之心转为效忠君主，不必分心,勿以老父为念！”

远赴山东，取官道必经福宁府，甘国宝想起一个远嫁的姑母“玦姑”，是其叔公甘元森的女儿，久未见面，决定中途拐进福鼎点头，趁机看望他们一家人。

当时的背景是这样的：清朝前期，清政府为断绝沿海居民接济占领台湾的郑成功海外反清势力，划定了一个濒海范围，设立界碑乃至修建界墙，强制处在这个范围内的沿海居民迁移，造成距离海边几十里甚至几百里的整个中国沿海地区，渺无人迹，一片荒芜。朝廷限制愈厉害，民间走私活动愈猖獗。加上有外寇的侵扰，内有海盗盘踞，朝廷派驻的士兵越来越多。到了康熙年间，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率军攻克澎湖，平定了台湾，清政府才结束迁界，开始展界，命粤、闽、江、浙等沿海地区组织百姓回迁故里，“召集流民，得复故土”允许流动人口来开垦荒地，这就给大部分人口迁入沿海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山区人民大批涌入，而一些盗匪也泥沙混杂了进来，一时海防告急，朝廷派驻的兵力更加强大。

话说甘国宝的姑母甘玦，当年嫁至屏南上漈头张国荣为妻。其时，漈头村张氏人丁繁衍极盛，相应地，出现了地少人多的问题。这时，就有一些人开始往外迁出，在清初的这股沿海迁界潮流中，张国荣兄弟二人迁至福鼎点头镇石桥头的一个叫企秉村的偏僻地方。

点头镇素来是福鼎重镇，原是连接“两省五县”的交通枢纽，是各地物产往来的集散地，因此，客商往来频繁，商品交易兴盛，是个十分热闹的乡镇。乾隆年间大量迁入的人口加入到复垦荒地行列中，进行了一次围海造田，山脚下开始有了田园阡陌，兴起水产捕捞，逐渐发展为福鼎的“鱼米之乡”。从漈头迁来石桥头的张氏一家，自然也发展得不错。

甘国宝生平乐善好施，“与人交不设城府，性骨鲠未尝有所干求”，对亲人更是亲敬有加，极力帮衬，而今人到中年，愈加想念至亲，他早年知道漈头姑父一家搬迁至福鼎，但苦于一生戎马，仕宦匆匆，难得有机会探访。

如今时有凑巧，他前往山东兖州，有机会顺路探访姑母一家了，于是人马行至福宁府，就取道往福鼎方向寻亲去了。

甘国宝一行一路探听而来，终于来到点头地界，先派兵丁去通告张家表亲。他坐着高头大马，兵士阵容浩荡，威风凛凛，一时间惊动了小山村，当地的甲长、里长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以为张氏兄弟犯了什么罪，忙派人星夜赶往石桥头打探消息。

此时张国荣夫妇已作古，儿子张惠胜等五兄弟也已步入中年，听说是甘国宝前来寻亲，万分高兴，立刻下山赶赴点头迎接。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表兄弟们见面，悲喜交集，他们促膝谈心，亲切无比。

甘国宝询问之下得知，经过两代人的努力，张氏逐渐家道殷实，欲买田置地扩大产业，并想延请私塾先生教学，培养子弟读书致仕，但是清代的乡里户籍制度约束了他们的发展，因为，未入甲的民户，在当地既无权置田买地，而且连子弟参加科考也受歧视。甘国宝听后，当即写下字谕，加盖印章，交付点头驿站送往县衙备案。他宫廷侍卫出身，在各地历任武备长官，其时已是声名远播，此次寻亲也提高了表亲的身份，为张氏提高了政治待遇，不久之后，张氏一家得以从乡间僻壤移居到石桥头，盖筑大宅院，并开始大胆地置田买地。

俗话说：“一代亲，二代表，三代了。”也就是说，按照常规，甘国宝的父亲与姑母是亲兄妹，甘国宝与姑母的子女只是表兄弟，那么三代以后，亲戚关系也就越来越疏远了，最后不了了之；而且，漈头村是千年古村，又是个大村，当初张国荣兄弟从“龙漈上境”迁出时，并没有在漈头村家谱中留下任何记载；同时，因为在迁入地饱受歧视，也没有加入当时的福鼎张氏家谱，那么，为什么后人会知道这么一段历史呢？大约是因为甘国宝是名人的缘故，当时的《福鼎县志》有所记载。

当初张国荣一家解决了环境困扰的问题后，其后代子孙更加秉承祖训，提倡耕读传家，后来就有子孙科举中式，在房前竖起石旗杆，这老宅就称为“旗杆里”。此是后话。

……

也亏了这样的几日逗留，那边无形中抵减了驿递的行程。这一日，一行人马正在北上，还没走出福宁府地界，忽有钦使飞马赶来，奉出圣旨一封，原来朝廷已于当年七月，临时改变决定，令他前往近些地方的江南府：“甘国宝着调补江南苏松镇总兵。即日走马到任，钦此。”

接过上谕，不敢怠慢，继续往北进发。

不料还未到达江南府，又是几骑飞马赶来，为首的人奉出圣旨一封，宣道：“调江南苏松镇总兵甘国宝为浙江温州镇总兵。”

原来，当初清廷怕生弊端，颁出禁令，封闭海关，仅限广州粤海关一口对外贸易，封闭了江、浙、闽海关，这样，温州、瑞安、平阳三个分口及所属旁口自然随之关闭。同时又设置种种禁令，使民间海外贸易陷入困境，从而激化了清政府和商人之间矛盾。又禁外国商船来浙，招致西方商人极度不满，力图破坏清政府闭关禁令。而在时隔调甘国宝任江南苏松镇总兵的谕旨颁出的两月后，东南沿海突然出现武装走私的船队，闽浙总督谓之为“海盗”、“艇匪”，火速上报朝廷求援。于是朝廷急急改变成命，调甘国宝往温州镇，解一方危机。

这一年内第三次下旨时间，是乾隆二十二年九月，离第一道发出的谕旨，不过五个月。

甘国宝在温州镇不到一年，乾隆二十三年五月，又调补闽粤南澳镇。二十四年八月，又调补海坛镇(即今之平潭)。十一月，又调补台湾镇挂印。可谓“四年之中七奉恩诏，屡迁重地。”

时光匆匆而逝，弹指一挥间，就在乾隆二十三年，这一年，甘国宝已经是虚岁49岁的人了。人生半百，儿孙满堂，按照老家风俗，年底就要给他做五十大寿啦！可是人在军旅之中，五十初寿该怎么过？只能淡淡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