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是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王朝，征服中原后，如何治理占人口多数的汉民族，成了个亟需解决的问题。其入关初期，采用强制手段，勒令投降的官员遣子入朝，从而迅速稳定局势；同时完善了明朝的武举制度，吸引杰出的武事人才，补足官僚系统的空缺。待局势稳定以后，又在固定的官僚体系中，以升降调补为手段，加强对武官体系的控制，以防地方军事实力过大而威胁中央统治。其最主要的手段是“分发武科甲汉侍卫至绿营任职。”

若只从字面上看，“汉侍卫”容易被理解为由汉人中选拔的侍卫，其实不然，汉侍卫的来源是藉由“武科甲”的方式选拔，而不论满汉。当然，在这样的系统当中，汉人占多数名额是毋庸置疑的。相较于镶黄、正黄、正白三旗侍卫与宗室侍卫而言，汉侍卫成为汉人通往高级武官的途径之一。

汉侍卫没有固定名额，他们经过武殿试后，候旨选充。“武进士一甲一名授头等侍卫；一甲二名三名，授二等侍卫；二甲三名以后授三等及蓝翎。每科共点十八名，多则二十余名。年满后外转绿营。”以科甲出身的武进士侍卫，他们的升迁与绿营武官升迁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固定的铨选模式。

清朝皇帝阅射之所紫光阁   

汉军用绿旗，所以通称“绿营”，分驻各省。最高的统军官叫提督，下设镇（总兵）、协（副将）、营（参将、游击、都司、守备）、汛（千总、把总等）四级，逐级统属。虽然汉侍卫在宫廷中受制于“首崇满洲”，无法等同三旗侍卫取得核心的地位，但却有固定的月选缺模式，得以外任。这项出身，也使得他们在地方上容易受到地方督抚青睐，受到保举。疆臣与兵部，都在瓜分题补武职的荐举权，特别是对绿营武官的补授，而皇帝却借着分发或月选缺，将汉侍卫分派到各地方任职，削弱疆臣的人事权，避免形成以疆臣为首的特定的小集团，影响朝政。

这些由武进士选拔的汉侍卫在宫廷任职三年后，在后来的仕途迁转上，都有其相对应的规定。“汉侍卫行走年满，由该管大臣出具考语，保送引见。一等以副将、参将；二等以参将、游击；三等以游击、都司；蓝翎以都司、守备，分别录用。”一、二等汉侍卫皆以行走三年为满，三等与蓝翎汉侍卫皆以四年为满。

武进士选拔为侍卫，其后当差年满，升转至绿营，其总体表现优于其他武官。他们能够表现出色，与其参加过严格的武举考试有关。武进士允文允武，通晓兵书，比起行伍出身的武夫，在政务表现以及处理上，自然较为顺畅。康熙帝曾表示：“令兵丁读书考试，诚一美事。武职虽以骑射娴熟、人材壮健为要。若不知读书，则不知兵法。今提镇等官，俱简用学问优者。该管兵丁，令其教习，故为兵者，亦皆鼓舞而读书者多矣。”雍正一朝，以武进士侍卫当差年满分发的有62人，其中就有甘国宝，这些精英后来在仕途上表现杰出，功勋写满了清朝的历史。

甘国宝于雍正十三年癸丑科获二甲第八名武进士，即授为三等侍卫。等待他的是外转绿营、逐步升迁的万里云程。

而且按部就班地说，他应该从东南沿海的某个水师营中发轫的。

因为，八旗兵虽擅长陆战，但短于水战，因此清政府对于水师官员的选拔十分重视。康熙朝时，议准福建、广东二省“武进士、武举、生监或兵民人等，有熟谙水性，练习水师事宜，愿随官兵出洋、巡哨效力者，该督抚预先列名咨部。果能擒杀贼众，立有功绩，该督抚保题引见”。雍正朝时，设置水师侍卫的官缺，并定出选授办法，但仍感到“武弁中熟习水师之人，甚为难得”，因此规定：各省预行保举注册人员，水师营可不避本省。乾隆初年，除了分发侍卫于各省学习水师，还下令福建、广东总督分别于千总内，福建保举六人，广东保举四人，送部授为蓝翎侍卫行走，以备简选水师之用。又规定：“各省保送水师千总授为蓝翎侍卫，原以备用水师各官，但并无水师可用之阙，以致守候无期。按定例每年单月陆路都司守备员阙，先用蓝翎侍卫一人，一年止用五人，请将备用水师之蓝翎侍卫，遇有部推内河水师都司守备员阙，行文领侍卫内大臣，简选二三人出具考语，送部引见，恭候简用。”这样的规定，扩大了水师蓝翎侍卫的选授范围。

其时，闽浙总督高其倬曾提出选拔水师人才三项标准。而能够符合第一等条件者，莫过于从小生活在沿海地区的人，例如福建、广东两省居民。闽粤地区多山多丘陵，近海百姓多以渔业为生，较之内地人，水上作战更具有优势。因此，雍正帝特别设立水师侍卫，对于闽、粤两省人员给予任官的优势。清政府特意将侍卫分往有水师的省份，学习水师事务，培养更多水师人才。

“汉侍卫行走年满，由该管大臣出具考语，保送引见。一等以副将、参将；二等以参将、游击；三等以游击、都司”。按此考核制度，到了乾隆三年，甘国宝在宫廷任职已满四年，领侍卫内大臣届时评定甘国宝“才干优长，识见明彻”，给予荐举引见，于是授其为广东右翼镇标(总镇之直属部队)中军游击。

从乾隆三年起，甘国宝从此离开京都，踏上了镇守国防边疆的漫漫长路，戎马倥偬，历经38个风雨春秋，直至乾隆四十一年病逝于泉州官署。甘国宝为国效力于乾隆年间，当时国家安定，仰赖将士戍边。甘国宝除两度戍台外，其余的日子也都在祖国的边关要塞里度过。他的人生，虽然从侍卫雍正皇帝作为辉煌起点，但后来的职务升迁，还是基于自身的能力发挥。

乾隆五年，甘国宝由广东右翼镇标中军游击升任广东南雄副将；乾隆七年，署广东督标(总督)后营参将，兼署督标水师参将。闽浙总督上奏题本：“该员人材壮健，弓马娴熟，若以之拟调水师参将，似能胜任。”

清朝皇帝阅射之所紫光阁  

清朝管理官员，每三年对外官一次“大计”，乾隆八年，两广总督庆复组织了对甘国宝的考核，上报“军政卓异，有大将才”。兵部授意入京候补，由王公大臣引领，觐见皇帝。

清代的官员入仕选拔、升迁调补、降革处罚等，都是需要“引见”的，因为在乾隆皇帝看来，“用人之柄，操之于朕。”虽然“察吏之责，不得不委之督抚”，但对于察吏的最终决定权，皇帝是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而且为体现朝廷重视武备的精神，引见前，武官均要执弓，接受皇帝阅射，获得前三等评语“好”、“中平”、“平常”的武官方可引见。

乾隆八年闺四月初八，甘国宝因“举为卓异”，得以引见。

紫禁城的乾清宫。皇帝升御座，兵部尚书、侍郎跪于御座一侧，吏部衙门的司员、书吏将引见官员排班，一次引见五六人，班首、班尾各有司员一人为领班和押尾。将绿头签和引见单呈递皇帝。绿头签用白硬骨纸制成，上半段为绿色，首尖下长，牌上书写引见人姓名、履历以供皇帝阅看。引见官员按班次顺序入殿，奏报履历，然后皇帝与之交谈。交谈内容十分广泛，除了公务，有时也叙家常。通过引见谈话，皇帝观察官员的身材相貌、言谈举止、人品德行，并用朱笔把评语、升迁降革意见写在引见文书上。皇帝的决定并不当场宣布，只是将绿头牌发给本人，令其退场。之后，皇帝会向主管堂官说明自己的意见，主管堂官据此撰写奏折，待批准后向引见官员宣布。之后又被第二次引见，聆听皇帝训饬，然后离京。

引见单中留有朱批，此次甘国宝被引见，乾隆帝对他的评价是：“人似有出息，可升用。”

可见，对于先皇培养出来的只比自己大二岁的甘国宝，给乾隆帝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如果人生没有大的变故，他是可以陪着自己和大清江山到老的人。此次朝觐，乾隆皇帝欣然赠送一套蟒服，可见对他的印象很满意。

回到任所，照例应推荐到别的省份任职，但总督庆复等人上疏奏请，要求留任他为肇庆水师参将。不久，新任总督策楞委署甘国宝为虎门香山副将。

同时，外海水师广东春江协副将一职空缺，应予题补，因一时没有合例的人员，总督策楞又题名上报由甘国宝升任，得以准奏。而在这件事情上，兵部提出一则保留意见，要求历任提帅“留心试验，果能称职，另行题请实授在案。”

再过五年，即乾隆十三年，甘国宝再次受兵部引见，乾隆皇帝非常满意，评价：“此人竟有出息，好的。”

然而，令人尴尬的是，虽然从朝廷到总督上上下下都以为，这个从福建福州海边出来的人，是能够符合水师人才培养的条件，殊不知，对于其实从小在乡间长大的甘国宝来说，其实并没有经受过大海的风浪，自从入营以来，他一直都在克服晕船的痛苦。

到了乾隆十六年六月十六日，两广总督陈大受在奏折中上报说：“缘甘国宝本系内河水师出身，于外海水师究非素习。留心体察甘国宝于外洋海道情形，经今二载，仍属不能熟练。复询之提臣黄有才，据称：‘甘国宝一登海船，尚觉难免眩晕。'伏查该副将有统率舟师轮班巡洋之责，甘国宝虽竭力学习，终属勉强从事，员缺紧要，未便用违其材。理合据实陈奏，请旨将甘国宝掣回标内河水师营参将之任。其所遗春江协副将员额，容臣与提臣黄有才遴选熟悉外海水师人员，另行具题请旨钦遵。因外海舟师关系紧要起见，为此恭摺具奏，伏乞皇上睿鉴训示。”

在外海水师任上的考核不能过关，且两广总督陈大受的意思是“掣回标内河水师营参将”而不能升春江协副将，兵部收到报告，采取了一个折衷办法：升其副将职务；同时因材施教，安排他到内河水师营，继续接受水师技能的锻炼和考验。

于是在乾隆十六年，甘国宝到湖广洞庭协，任水师副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