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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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是因为它的名称有些特别，劝农桥会如许多乡野小桥一样，踩过它的脊梁，就忘之于脑后。劝农桥能让我关注于它，进而记住它，得益于其名，以及影响它命名的那个故事。

      丙辰年（1736年）春某日，风和日丽。在刚刚成为屏南县治的双溪村东南效外一座破旧石拱廊桥上，两位衙役打扮的男子将食盒里的陈年黄酒、新鲜绿茶，以及还冒着热气的米粿供在廊桥正中的案上。一位身着大清县令朝服的男子双手捧香，毕恭毕敬地对着天、地和桥上神龛鞠躬，且嘴中念念有词。他姓名沈钟，字鹿坪,号霞光,江苏武进人，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举人，现在屏南知县任上。沈县令焚香祷告完毕，将一杯黄酒徐徐地从左至右洒于案前地上，桥上氤氲着淡淡的酒香。

      这座石拱廊桥，在下院（北岩寺）前，当地人一直称其为下院桥。下院桥不知始建于何年，反正村民们说他们爷爷的爷爷时就有此桥。桥墩桥身的石头长满石衣绿苔，桥上廊屋木头已发黑、腐烂，瓦片残破，应该是有些年头了。

      沈县令收起仪式上的那份肃穆，拉了一把凳子坐下，跟身边的乡民亲切交谈起来。对于深藏于福建东南一角山里且刚刚立县的双溪人来说，除了在戏台上，绝大部分人这还是第一次亲眼见到县令这么大的官，更是第一次看这样的仪式。因此，看热闹的村民早就围了一大片。他们虽然好奇，但被县令庄严的表情镇住了，都不敢言语。

      这时，下院桥头一丘较为开阔的水田里，一位老农已套好耕牛和铁犁。沈县令换下官服，着上便装，挽起袖子和裤腿。沈县令用赤裸的脚趾尖试了试水温：虽已是仲春时节，鲜阳高照，但水还是刺骨地冷。沈县令咬咬牙踩到田里，从老农手中接过犁把和缰绳，“驾！”牛慢吞吞地走起来，铁犁卷起一道断断续续的麻花状泥土。约走了十多步，沈县令“吁”地一声，一拉牛鼻绳（缰绳），牛停了下来。在几位乡绅的带头下，田野上响起了稀稀落落的掌声和欢呼声。

      老农接过缰绳继续耕田。沈县令用河水濯了手脚，回到廊到桥上。此时，一柱香已燃尽，沈县令命燃了鞭炮，把案上的酒菜撤下，放在桥栏上，邀请了几位地方乡绅和老农，就着祭祀过的酒菜，把酒话桑麻。“载酒春山自劝耕，官亭杂沓共欢迎，溪回树绕青旗转，风定花随翠盖轻。已荷恩纶蠲宿赋，史占丰穰报秋成。太平乐事原多众，野老休跨长吏清”（沈钟《春日近郊劝农》），说的就是当时的情景。

      这是沈钟到任屏南后，为倡导子民们勉力稼穑而举行的劝农仪式，俗称“行春”。一县之尊亲自策牛扶犁，祷告天地，希望换取辖区一年的仓实廪足，县富民强。

      有感于此桥的破败，次年，沈钟拨库银修缮了下院桥。在屏南任上三年，每个仲春时节，沈钟都会在这里举办这样的一个劝农仪式。下院桥在双溪人及过往行人口中渐渐成为劝农桥，并被写入屏南县志。如今，它已被当地列为文物保护单位。

      在乡间田野上，劝农桥实在是貌不惊人。规模不宏伟，长不过16米，宽4米，单孔跨度7米；做工不算精细，块石垒墩，方石成拱，卵石铺面，粗木架成廊屋，黑瓦藉以遮风挡雨，一看便知是诞生于乡间工匠之家的小家碧玉。桥头没有碑记，檐柱不见文字、楹联。这样的桥，再简陋不过了，在这溪涧纵横的山里随处可见。但因为有“劝农”这样的一个名称，激起了我的好奇；因为有“劝农”这样的一个故事，惹起了我的爱慕。

      地理环境所限，至开县之时，屏南仍是地僻人穷，风俗野蛮，近乎化外。1736年 (乾隆元年)，沈钟由清流县调任屏南知县，他写道：“奈新设岩疆，百姓未识有官长，与生苗无异，其朴陋山野之状，难以言喻。”当时，山里人谋生手段极少，懒惰之习积存日久，不思进取。“屏民习于懒惰，耕获之外别无所事，每见冬成后唯闭门向火，男妇皆然，良可笑也。”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农耕社会，粮食生产自然是第一要务，面对屏南这样的情景，想有所作为的沈县令当然要重视农业生产，重视农民教化了。为此，沈钟利用其所学，在屏南推行了许多新措施，教民稼穑，比如推广“蓄水灌田法”、“杂粮豆麦法”、“设猪圈屯灰粪肥田法”等。同时，还兴修双溪水坝等全县多条水利工程，并于每年开春在劝农桥上率众吏扶犁躬耕以劝农重耕。课桑重农渐成风气，屏南农业在清乾隆朝及以后二百多年来有了很大的发展。

      此后，开春后在劝农桥上劝农成了沈钟之后170多位县令的常例，不管其中有几人用心、几人作秀，劝农桥有幸成为数百年来屏南官方教化民众之重要场所。

      不管是历史典籍记载，还是民间口口相传，对于屏南首任县令沈钟，都是赞誉有嘉。劝农桥的价值，在于历史，在于人文，劝农桥记录了一个难得的历史细节，铭刻了一位开县元勋身影。

      屏南分县虽定于清雍正十二年（1734年），沈钟于乾隆元年赴任，之前分别由古田的两任县令兼任。屏南县志和有关典籍，以及民间记忆等，皆认沈钟为首任知县，老县城双溪城隍庙中也祀着沈钟，这些无不折射着屏南人对于沈钟的肯定。所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沈钟以其勤勉爱民之品格，在屏南人民心中树牢了一座丰碑。

      每每走过劝农桥，脑中都会浮现出一个模糊的劝农仪式场景。我相信，那个场面一起存在，存在于一个与我们这个由时间、空间构成的三维空间相兼容，但难以直通的另一个世界里。

      古田县始置于唐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幅员宽广，境内多崇山峻岭，至明弘治十五年(1502年)时：“始城东抵罗源，西抵南平，南抵闽清，北抵政和，疆域极广，编户四十八里，城中五保外，四十三都统图五十有九万，山中重罔复岭，岚阴至午乃霁。”因为辖区过大，加之地理环境复杂，边缘处管理近乎失控，盗匪成灾，且赋税征收极其困难，逃赋拒税成为主流，特别是后来辟为屏南县的古田28都：“二十八都尤喜逋，不乐输，即堕追比不能半额叶”。官府为加强对这一地带管理，特别是强化赋税征缴，才不得不将其从古田析出，独立成县。

      在这样的地方，要建立一个服从官府秩序、圣人教化的县，自然是百废待举，创业条件是简劣：“仅一空署尚在野田荒草间，每夜猛虎聚于墙外。人烟廖廖，不过四五十灶，在西南一隅。”县衙如此简陋就罢了，办事人员工作积极性还极低落，沈钟所率吏役都是由古田县衙分出来的，“吾师来皆裹袱被从行，僦屋而居，躬爨而食，稍加严厉督责，即纷然思去。”真是要啥没啥。多亏了沈钟颇具才能，他召集工匠，大兴土木，亲自督工，并四处招徕商贾、居民，如此三年，“一切城垣、祠庙、坛土遗，乃悉以告成。” 沈钟本出身于“巨富”之家，还能在这样艰苦环境下坚持下来，并干出一番名堂，尤其难能可贵。除筹建基础设施外，沈钟还恩威并施，采取多种举措对民众进行教化、治理，成效卓著。

      为了扭转“逋赋”（逃避税赋徭役）之风，沈知县通过教化、驻防、减罚、开源、节流等手段治理，收到了良好效果：“逋赋之风渐退”。

       “屏自数千百年来，登兹选者廖寥无几。” 设县前，地贫人穷，读书求学者极少，有几个读些书的，也受制远离县城古田，交通不便，信息闭塞而难以建树。沈刚到任屏南后，对教育极为重视，筹建义学，延师教诲，而且每月封题分发各都，令生童将试卷汇缴，评定后再让其领回阅读，他还自己捐清俸五百余两，用于兴建义学及文昌帝庙，推动地方文教发展。此外，还多方上书、奔走，与古田力争学籍。屏南人对此极为感激，专门为其树立《大恩主沈公鼎建义学功德碑记》，认为他“以振兴文教为念，首杜冒籍，详分“屏”“寄”字号，岁科两试，入胶庠者若而人，皆公之赐也。”从此，屏南“读书风气渐兴”。

      设县之前，屏南民众极少打官司，“都民每有争斗，皆自相处置，不敢赴县控告”。然而分县之后，民众不仅频频上县告状，甚至越级赴省控诉。诉讼风气兴起，文明与法治前进了一大进步。

      至乾隆三年沈离任时：“比及三年，已政通人和，风移俗易，家安耕凿，户习读书，其乐熙熙皞皞矣。”此话虽有些过誉之嫌，但亦足可说明沈在开屏三年是很有作为的，得到的老百姓普遍认可。

      总之，屏南开县之后，发展生产，移风易俗，地方经济、社会、文化等都有了空前的发展，沈钟功不可没。屏南现存的许多相当豪华的古民居古建筑，大都是开县之后留下为，亦是一大佐证。

      今天，斯人已去，流水悠悠。劝农桥仍完好地立于小溪之上，风雨之中，站成丰碑。劝农桥无言，却从古诉说至今；劝农桥无字，却清晰记录历史。劝农桥记得沈钟，我记得劝农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