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南古兵防概要

昔古田县界连四府九县，幅员辽阔，后来辟为屏南县的北路横溪里、新俗里、移风里等三个里（里为村民自治建制单位，县下设里，里下设都，都下设保），几千年来，都被视为化外之地。这里层峦叠嶂，山高林密，极其贫穷与闭塞。山民不服教化，逃避徭役赋税，藏奸纳恶，盗匪横行，一直与古田县主体格格不入。周边人都称这一带人为“里头人”，视“里头”为龙潭虎穴，轻易不敢深入。从新石器时代（屏南人文历史目前可追溯的最早的是新石器时代）至明朝中叶，这里都是被朝廷遗忘的角落，政权和政府武装力量近乎空白。偏僻和贫瘠，被人遗忘，也因此避免了中华大地上历史以来无穷无尽的战乱与兵灾，从这个角度来说，屏南历史上一直是一个世外桃源。明天弘治年间，北路三里境内发现了银矿、赤铁矿等，为了保护矿产开采，政府开启了这一地区的驻军历史。

是金属光泽，吸引了官方的眼光第一次投向这块土地。是银子的味道，吸引了封建王朝政权这一匹贪婪的狼。

明朝军事力量大致可划分为京军、边军、地方军等正规军。地方军中还有民兵，就是军籍之外，由地方官府管理使用的、用以维持地方治安的武装，一般称为民壮、义勇或弓兵、机兵、快手等，遇有战争，常被召出征，战争结束仍回原址。

明弘治五年(1492)，新俗里二十九都（今寿山乡一带）开办宝兴银场，随之银子滚滚而来的是各种利益的纷争，治安问题日益尖锐。有鉴于此，大明政府派100余名官兵驻守保卫。这是屏南县境内历史以来的首次驻军，虽然是只有100名士兵的军队，但在屏南军事史上，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似乎驻军保卫的是银子，而不是人民。

正德二年（1507），古田县在杉洋设捕盗馆，编派机兵91名驻守听用。同时，福州府分派闽清兵5名、寿宁县兵9名、罗源县兵10名、建安县兵16名、宁德县兵16名、南平兵16名、政和县兵17名、连江县兵20名（计200名），驻守古田县城及各险要之处。也是这一年，古田县于宁德、古田交界的天湖山（现屏南黛溪镇天湖自然村后）设仙胡隘，这大概是北路三里（现屏南所辖地）历史上首个正式军事机构。

嘉靖二年(1523年)，移风里三十一都游家银坑(今屏南岭里附近)周马良聚众“作乱”，旋即被政府派兵剿灭。参政魏启奏派官兵100名把守游家银坑。嘉靖十一年夏，州府派李千户、李巡按和参议等亲临开采，至隆庆五年(1571年)，银矿采尽，矿场关闭，但这100名驻军仍在此地驻扎了近十年才撤走。嘉靖年间，为防倭寇袭扰，古田县还募兵170名，用于守城，其中50余名，分驻境内相关水陆汛地。同时，在杉洋设巡检司，统机、弓兵30名，以防缉奸盗。

明万历十七年(1589)，辖内新俗里二十八都张廷稀倡乱，都民吴希尧呈请院、道、府、县查议，设兵分隶。军门、道、府议定在双溪设公馆（历属杉洋捕盗馆管辖）、建教场。同时，古田知县沈志文于北路三里境内4处险要道口增设前墘、严家洋、禹溪、分水4个关隘，关隘配置滚石、檑木等，派士兵百名（新募61名，杉洋调拨39名，称之为弓兵或机兵）驻守设防，由一名县同知统辖。除了守隘兵壮外，还在主要村庄及通道要口设置堡、寨，各堡由乡丁民壮把守，相互呼应，以联防四方（明朝除了国家地方驻军外，还有州县和民间自行设立的营、堡、寨、哨、卡、闸、关、口等准军事性质的武装实体）。

明朝古田县北路三里关隘分布图

前墘隘位于古田、周宁、蕉城三地交界处，即今屏南县前墘村外与洪口交界处。据说后来有小股倭寇从霍童北上进犯，守关士兵与军民据此关隘之险击退倭寇。分水隘位于今屏南县岭下风水头自然村西北，扼古田、政和两地之险，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禹溪隘位于双溪镇下村外500米的屏南与政和交界处，是守卫古田、政和两县的重要隘口。严家洋隘在屏南与周宁交界处的宜洋村北。严家洋古称倪家洋，即现在的鸳鸯溪景区门口的宜洋村。

还是因为偏僻和贫穷，无法实施有效管理，双溪公馆留不住驻馆士兵，有了当了逃兵，有关系的则在公馆挂个名，身体却在古田县城逍遥。鉴于无法对双溪公馆实施有效管理，万历二十九年，杉洋、双溪二馆机兵中的91名和连江县兵9名被裁革，二馆仅余兵100名，用于守卫境内各处关隘。

明朝地方驻军还实行屯田制。所谓屯田，是汉以后历代政府为取得军队给养或税粮，由政府直接组织经营的一种农业集体耕作制度，利用兵士在驻扎的地区种地，或者招募农民种地。明朝在北路三里亦有屯田，如万历三十一年，在二十二都设包地屯、中桥屯，在二十四都设下庄屯，在三十一都设宝兴屯（今王林村附近）、浙洋屯（在今浙洋村），在三十四都设大溪屯。

清朝地方驻军实行防汛制度。所谓“汛”，原指江河定期的涨水。防汛，就是在江河涨水时期采取戒备措施，预防洪水泛滥成灾。后来，防汛引申为一种兵制，千总、把总、外委所统率的绿营兵均称“汛”，其驻防巡逻区称为“汛地”。汛下分设塘、铺（墩）。汛、塘、墩（铺）即形成一个地方的基本防汛格局。但各地不尽相同：有的地方设汛、塘、墩（铺）三类，汛下设塘和墩（亦称铺，北方称堡），驻在范围大的称为塘，小的称墩（铺）。但也不完全是这样，各地的汛、塘、铺的建制及隶属关系不尽相同。

清代的绿营以千总把总等弁分领汛地，汛地内设大大小小的塘墩，星罗棋布于关津要隘及要道通衢，官府在行政区边界和各险要处设防汛兵驻守和往来巡防，缉捕匪类、维护治安、守卫地方，其功能类似于今天的解放军武警部队。

顺治四年（1647），漈头土匪张良瑞率众攻打前塘村，前塘沦陷，被烧成废墟。康熙十三年（1674）耿精忠谋反，长桥村民避乱于龙升峰寨，被围。其时，北路三里尚无政府军驻扎。水口守将刘国兴率兵，从龙江水路开进长桥，击退敌军。这是屏南历史以来有记载和传说的两场最大的“战役”。

屏南设县初期，县令沈钟配合绿营驻军，设计了以县城双溪为中心，以通向县外6条要道为枝干的屏南防务系统，全县战守兵160名（百总2名，管队3名，红旗3名），其中的83名为防县步战守兵（守城士兵），由1名经制把总率领；其余77名步战守兵，由两名外委把总带领，分驻甘棠、岭头二汛，二汛的驻地分别在甘棠塘、岭头塘。全县共设东、南、西、北、西北6路22塘（其中4塘在古田县境内），每塘汛兵在3－5名之间，塘扼边界及主要道路险要关隘处。此布防体系建立后多年延续，直至光绪庚子年后，因实行新政，汛兵有所裁减。

清朝屏南境内塘汛分布图

东路：七房溪塘，汛兵3名；前墘塘，汛兵5名。

西路：分水头塘，汛兵5名；上楼塘，汛兵5名，杨厝壑塘(今路下凤林)，汛兵3名；岭头塘，外委把总一员，汛兵5名。

北路：青洋塘（现深洋）汛兵5名，塘屋5间，今尚存。

东南路：上漈头塘，汛兵3名；碑岭塘（今熙岭），汛兵3名。

西北路：下山口塘（位于屏南、政和、建安三县交界处，由三县共管，三县汛区轮流抽派汛兵5名值守，三月一换）。

南路：陇村塘（今龙源），汛兵3名；棠口塘，汛兵3名；上洋头塘，汛兵5名；溪坪塘，汛兵3名；梨坪塘，汛兵3名；巴地塘，汛兵3名，甘棠塘，外委把总1员，汛兵5名；梅花地塘，汛兵5名；古田县境内的虎达塘，汛兵3名，嵩洲塘，汛兵3名；石洋坝塘，汛兵3名；教场门塘，汛兵3名。

屏南沈钟首志载：“按旧制:十里一铺、五里一墩。今屏邑每铺皆越二十余里，又多岭层峦，往来匪易，且毋分雨夜奔驰，传递役最劳苦，为之上者，所当留心体恤者也。”屏南设县后，共设立8个铺，分别为：县前铺，司兵5名；棠口铺(原设在龟溪，因逢大雨时，棠溪常暴涨，阻滞公文，因此改设于棠口)，司兵3名；长坋铺，司兵3名；梨坪铺，司兵3名；浙洋丫铺（今浙洋），司兵3名；梅花地铺，司兵3名；官州铺，司兵3名；石洋坝铺，司兵3名（官州铺和石洋坝铺在古田县境内，但归属屏南管辖，为屏南服务）。

从屏南的汛、塘、铺分布来看，境内的8个铺都设在县城双溪至福州府的官道上，而不是分布在全县各处，也非设在地势险要处，且棠口铺、梨坪铺、梅花地铺等屏南南路的塘的棠口塘、梨坪塘、梅花地塘驻地重叠；屏南旧志中，皆将铺列入《驿传》章，而非《兵制》章。因此，可以推断出，至少从屏南来说，汛塘、与铺是分属于两个不同的体系，也就是说，屏南的绿营防汛系统只设汛、塘两级，而铺则是属于邮驿系统，即由驿道、驿站构成的通讯系统，主要功能是接待过往官员、传递官府文书和军事情报等，这从屏南乾隆年首志里的“毋分雨夜奔驰，传递役最劳苦”的描述中也可印证——特别是“传递”二字，已明白告诉我们铺的功能。而从旧制“十里一铺，五里一墩”的记载来看，墩与铺应该属于同一系统，墩比铺小，或者墩隶属于铺。

浙洋丫铺，大约在今浙洋村址的东北角，一个叫做“佛殿垭”的垭口边，位于古时屏南县城通往古田县、福州府官道上，如今的省道202线从垭口穿过，覆盖了这一段的古官道。“丫”是“垭”“隘”的方言，浙洋垭背靠浙洋平地，面对的是一个近2公里长的长岭，正是进可攻、退可守的有利地形。

清朝屏南县铺递分布图

明清直至民国，地方除了政府地方驻军外，还有许多民间武装力量存在，维持或辅助一方治安，但这些武装力量也时常却成为扰乱一方治安的匪盗。

明朝正德年间以后，随着卫所军制的废弛以及东南沿海倭寇的活动加剧，为了抵御倭寇，沿海省份地方乡村修筑城墙，建设武装队伍，出现军事化趋势。

屏南山险林密，最易于土匪啸聚，境内匪帮众多，为了抵御土匪侵扰，许多村庄有了民团组织。特别是清末和民国，国内局势动荡，战乱不停，兵匪横行，地方豪强趁势崛起，组建自己的武装，购买枪支，修筑城墙、寨堡等，成为一方不容小觑的力量。如民国末年的古厦民团、拥有40多条枪，漈头民团、康里民团、岭下民团等，都拥有相当大的实力。民团除了保卫村庄外，也经常因为利益和恩怨而相互攻打。如今屏南境内仍有许多民间自卫的寨堡遗迹留存，如漈下、谢坑的城门；漈头村原有非常完整的城堡系统，上世纪中期毁坏；北墘、罗沙洋、漈头等村炮楼（岗楼）仍保存完好。

图文/唐戈

编辑/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