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着牛仔包，站在尘土飞扬的公路边，不时朝路的左端张望——过尽百车皆不是，斜阳脉脉水悠悠。终于，一辆客车挟着一团烟尘驶来，竖在车窗内的牌子渐渐清晰——“黛溪”两字可辨，我激动地跳跃、挥手、喊叫，乞盼车停下。然而，车窗内密集的人头给了我不祥的预感。果然，车并没有为我的手舞足蹈而踟蹰，大摇大摆地从眼前驶过，在我侥幸的大呼小叫中绝尘而去，回答给我的，是一团掺杂着尾汽的沙尘。

30多年前，我师范学校毕业，分配在一个离家28公里的乡村小学教书。每周携米带菜从老家乘车16公里到那个乡政府所在地，再徒步12公里上学校，星期日午饭后出发，运气好时，能赶上下午第一班车，就能在落日余辉的裹拥中走进学校。不过，运气不好的情况时常发生，背着行囊在公路边吃上几个小时的汽车扬尘，傍晚时分挤上末班车，就得摸黑赶山路去学校。有时周末回家更惨，周六上午上完课步行到乡里，只能赶上当天的最后一班过路车，若乘客已满，就只能让归心似箭动员疲惫的双腿继续在16公里的公路上做单调的运动。

尽管是农民的孩子，尽管从读小学起，节假日都在上山砍柴、下田种地，娇贵之类的字眼跟我全不沾边，但一次次这样的长途跋涉，这样的长时间候车，还是让我疲倦、彷徨，漫漫前路，何处、何时是尽头？邻居的堂叔说，这还只是开始，他教了一辈子书，走了一辈子的山路，习惯了就好。看来，我是得好好练练脚力，做好步堂叔后尘的准备。

世事真难料，沧海成桑田。上世纪80年代，变革的洪流悄然润湿了大地土壤，催生春草嫩芽近看似无，远望已染绿原野。泥土里孕育着无数新的生命，一场春雨便唤醒原上生机一片。事情的发展远比我想象的要乐观，第二年，机耕路进了村，周末，运气好时，可以搭乘学生家长的拖拉机进出村庄，当然，这样的机会不常有。我忍痛用了相当半年工资的数额，买了一架凤凰牌自行车，让车轮的滚动替代了我双脚为桨在山路上的划动。闲暇时，我还可以骑着它跑亲访友，只要天气晴好，就可以说走就走，一二十公里的路程，像说曹操一样，说到就到。

那个时代的那个偏僻乡村，自行车比今天的跑车还要稀罕。我的“凤凰”因招摇而引发了一桩小事故，改变了我人生的一段轨迹。那是在我当乡村教师的第五个学年初，我骑着我的“凤凰”到隔壁的龙潭小学串门，也许是我的自行车亮晕了村里的几个小混混的眼，他们一路尾随到学校，要借我的自行车练习。我当然不舍——这可是我近半年的工资呀——现在半年的工资足可买一部低端小车了。返程路过村庄时，被七八个小青年围攻，幸亏一位好心的村民挺身而出将我救出重围，我落荒而逃才保住了小命，也因此离开了那个年年想调离而不成的村庄。

机械代替了人力，车轮替代了双腿，这个进步堪称飞跃，其步伐比之大，超过了之前的千年历史走过的距离。根据此前的历史经验和我的人生阅历判断，我不敢再奢望此生拥有比这更便捷的交通工具了，我要与自行车终身为伴。

当时，一直在偏远山村小学任教的我当然不知道，一个前所未有的快节奏变化、高速发展的时代已经来临。像冬季的竹林下，静悄悄的土壤里正在酝酿着一场空前热闹的赶集，一声春雷的召唤，一场春雨的前奏，一茬又一茬的春笋破土而出，容不得你回过神来，便已枝繁叶茂，荫天蔽日。

后来我任教的那个村庄就在我外公乡村附近，小时候跟着母亲去外公家，总要走村前的那条茶盐古道，古道路面的石头被无数的脚掌、鞋底磨得如玉如脂，我喜欢将小脚丫贴在路面磨蹭，体会那清凉滑润的感觉。千年茶盐古道还在，静卧在树阴下，路面石缝中长出了青草，枯了又荣，荣了又枯，而从它身边的年轻公路，却不知涅槃了多少回——黄土机耕路变成了沙石头路；不久，沙石路拓宽、改直，铺上沥青；沥青路还没走够，就硬化成了水泥路；当我踏踏实实走着宽敞平坦的水泥路时，“白改黑”工程让水泥路又成为沥青路。

镇镇有干线，村村水泥路。每半个小时一班客运车，还有招手即停，或随叫随到的出租车、网约车，这样的方便仍无法抵消许多人买小车的欲望，私家车不仅是一种交通工具，它是一种潮流，更是一种说走就走的生活方式与态度。然而，这种潮流又能持续多久呢？就像我的摩托车，虽然还新，却早已落伍。记得买小车时，纠结于车的价格、外观、功能和寿命之间不能决断。业务员说，他敢保证我这辆开坏之前，就已经厌倦了它，或换新车，或更换新的交通方式了。

中年之后，到县城工作，乡下的老家还在，回家的路还得常走。但回家的路，已不再让人望而生畏，几经变迁，原来半天的行程缩短成了半个小时。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不但让回家的路变得宽敞平坦易行，还缩短了我与老家之间的空间距离，似乎正契合了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理论——“运动的尺会变短”“具有巨大相对质量的物体会使其周围的时间、空间弯曲”。是的，曾经峥嵘崎岖的路程和难以等待的漫长时间，都在这个能量巨大的新时代面前弯曲、折叠成一段短短旅途。